春节期间，北京市的众多“非遗”项目在庙会上大放异彩，受到了市民们的欢迎。热闹过后，传承人又开始了为缺人而烦恼的一年：由于做“非遗”很难赚钱，去学校开课播点小火种被家长批为“没用”，寻找愿意潜心学习的传人更是奢求；而想让“非遗”跟上时代、被更多人喜欢、找到赚钱的模式，又很难找到热爱传统文化又精通设计和市场的经纪人。

　　不懂市场、赚不了钱、找不到传承人和经纪人、更难开拓市场——“非遗”传承，到底如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？

　　“如果用剪子和纸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，那我一定是最富有的。”在京派剪纸传人张晓林家里，你能看到装满了大红纸和剪子的一个又一个箱子，上百把剪子打磨得锃光瓦亮，也难怪大师对记者如此笑言自己是“最富有的人”了。

　　在张晓林的家里，还有数不清的荣誉证书、奖杯。他最珍视的两个荣誉分别是“北京首届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”和“全国文艺界首届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代表”。2010年，张晓林荣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北京老字号“北京晓林剪纸张”称号。2012年，他的剪纸技艺入选北京海淀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　　然而，荣誉加身的张晓林也有惆怅的时候，尽管女儿也继承父业，但在张晓林看来，这门手艺还应传给更多的人，无奈是跟随者太少了。

　　张晓林告诉记者，近年来，他在北京很多中小学教授剪纸，有个小姑娘学得 特别好，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却不学了。“后来我在学校里碰见了那孩子，我就问她，结果人家一阵风似地跑过，只甩给我一句话，‘我妈说了，学那个没用’。”

　　“望着小姑娘的背影，当时我怔了半天！是啊，剪纸艺术与美食等一些‘非遗’技艺完全不能同日而语，毕竟它不是生活必需品，不仅耗工夫，还带不来经济收入！”张晓林无奈地说。

　　猪年的这个春节，年近70岁的顾群、张玉华老两口是在由海淀区文委组织的京西文化游园会“非遗”技艺展示现场度过的。

　　“我们到这里主要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技艺传人。”顾群直言不讳地说，老两口都是海淀区内画鼻烟壶“非遗”项目代表性传人，但至今没有找到真正愿意学这门技艺的人。

　　在庙会上，记者看到展台前最引人瞩目套装作品是一套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这耗费了顾群3年时间完成：“我们这是宫廷技艺，所有的画和文字都是反向画。一般的作品也需要耗时半个月以上。”

　　顾群说，自己当年插队回京，安排到北京工美集团，从学徒做起，一干就是40年。“从画线条开始，横线、竖线、斜线，一画就是三个月。真正作画时更是精力高度集中，因为不能出错，一点小错可以修改，大部分错了就前功尽弃了。”

　　“传统技艺需要有接班人，只是学习这个的最佳年龄是20多岁。而年轻人需要打拼事业，没有经济收入没法做成。”顾群说，之前也招过一些徒弟，但最终都没能坚持下去，而自己当年当学徒是有工资的，这也因此能一干一辈子，“到老了我也有退休金”。

　　顾群说，这种传统技艺真要沉下心学并得到社会认可，没有四五年是不行的；即便得到社会认可，也并不一定能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，因此他希望国家能从支持“非遗”的资金中拿出一部分，对真正想学的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贴，或许自己找寻到传人的梦想就有希望了。

　　今年春节，西城区“非遗”项目北京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张阔在繁忙与喜悦中度过：在世纪坛庙会和厂甸庙会上，三款创新年画群猪拱财、酣睡小猪、小猪佩奇，都受到了市民的喜爱。在他看来，用老手艺印今天的东西，可以让更多人喜欢年画，有利于老手艺的留存传承。

　　“过去的生活变化小，人们往往是在固定的时间进行固定的消费，到了什么季节买什么，所以手艺人过去做的基本都是固定的。现在不行了，变化速度太快，大家喜欢的东西三五天就变了。我觉得木版年画在保留制作工艺的基础上，内容应该跟上时代。”

　　但对年逾花甲的他来说，了解现在的主流消费群体喜欢什么并把产品推向市场，并非易事。

　　“我作为一个耍手艺的人，我的本职是刻版，如果把精力都搁在调研市场、运作推广上，那就没时间做活儿了。这些事儿应该有一个专业的人或者公司来做，我们只负责艺术探索，他们做市场研究和运作，这样年画才能跟得上时代。”

　　如今，张阔的很多创新灵感都来自于朋友们的建议：“像今年做的佩奇，我平时也不看动画，就是年轻朋友提议的，恰好赶上了《啥是佩奇》的热度，庙会上大家见到了都很惊喜。”

　　总靠偶然来创新毕竟不是长久之法，张阔想找个“经纪人”的念头越来越强烈：“我现在的打算是，把我收集到的老北京年画的版都复制出来，我再去找找能跟我合作的人或者公司。”

　　相对于张阔的单枪匹马，西城区“非遗”项目彩塑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忠强则幸运许多：几年前偶然结识的北京男孩胡继禹，成为他创新和推广兔儿爷的好伙伴。

　　“小胡老师年轻、有朝气、有想法，擅长电脑绘图，也懂新媒体。”张忠强认为，手工技艺在传承的过程中一定要创新内容、造型及文化内涵，而如何创新，由年轻人来探索最为合适，“最近做的一款帽子城兔儿爷，就是他提出来的，因为他喜欢北京的胡同和城楼” 。

　　身在文化行业的胡继禹还介绍张忠强去很多学校讲“非遗”方面的课程，也擅长用新媒体营销：早在2016年，胡继禹就曾发起“兔小飞走天下”的直播活动。

　　胡继禹告诉记者，他与张忠强是基于双方相互欣赏的私人合作，严格来说他并不算真正的经纪人，但他认为，“非遗”经纪人绝不是随便哪个人或者文化公司就能当的。

　　“很多公司本来是做地产、旅游的，只是看这波文化风潮大，就一窝蜂地进来分蛋糕，但他们不具备做文化的基本素质，就是从网上抄，做出来的东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什么创新。”胡继禹说，甚至有些公司跟老艺人签合同，目的就是带他们出去捞钱，导致很多老艺人对商业合作产生抵触情绪，“有些讲座办成了美术课，根本不讲文化” 。

　　胡继禹认为，要做“非遗”经纪人，首先得热爱和理解传统文化，其次要有能力判断“非遗”项目是否适合商业化，再次才是商业运作的具体操作，“如果能有相关的资质认证就好了”。

　　“传承人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，很多传承人还在生存和温饱的边缘线上，很难去考虑发展的问题。”在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杨慧子看来，“非遗”发扬光大需要政府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，“就拿传承人出去讲课来说，对方给他打劳务费，劳务费的个税税率是20%，太高了。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一些减免？还有由政府给传承人提供场地，类似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，给大师们免费提供工作室，销售也不分成，大师们每天在这里做活儿，为市民提供体验服务，也是个很好的尝试。”

　　作为一名“非遗”经纪人，杨慧子说，传承人普遍都有寻找经纪人的需求，但个人很难承担费用：“经纪人可以包装传承人、给传承人提供设计方案进行产品创新，但最终还是要落在销售上，能卖出去能赚钱，合作就是可持续的，赚不了钱就无法持续。”

　　杨慧子说，让一些年纪大的传承人去学设计、学营销不太现实，她个人比较看好设计师作为经纪人与传承人合作的模式，双方各尽所长创新产品。但产品的市场推广，仍是个难题。

　　“和‘非遗’相关的产品要想卖得动，得找渠道、写故事、讲情怀、发推送、做营销，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，能占到成本的50%至75%。”杨慧子介绍，有一些传承人通过家族经营把项目做大、做出品牌，实现了对成本的覆盖，比如朱炳仁铜、元新蓝等，还有一些项目是家里有学市场营销或设计的“传二代”，自己就能承担经纪人的角色，但这些特例少之又少。（记者白歌 胡笑红）